西方也有宽容概念(Tolerance)，但意思是，虽然讨厌异己，但在政治或伦理上容忍了，要点在忍。

然而，倘若虚涵气得以成立，那么，作为实际存在的气为何不能脱离虚而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?所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理解太虚。要之，太和是对阴阳之气达到至和这一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，张载称此状态为道，涵指阴阳两气在气化过程中有一种紊而不乱之道。

丁为祥，2020年：《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及其天道本体的确立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第8期。《朱子全书》，2002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。（同上） 张载在这里阐明了他对形而上问题的基本理解。虚者天地之祖，天地从虚中来。三、形而上的天道本体论 不过，我们可以为张载略作辩护。

因此一方面，阴阳合一存乎道，与此同时，性与天道必然通向合一。从宇宙论上讲，指实然的苍苍之天，又指宇宙最初的始源，其中无任何气化迹象，也没有任何存在物，故谓无形。当然，从学理的角度来说，该著涉及的一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思考。

关于中西哲学的关系的考察，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。只有当知善知恶之知与择善拒恶的内在定势相互融合，才能引发为善去恶的具体行为。知道如何确实不限于命题性知识，但又并不是完全排斥命题性知识。从广义上说，其良知则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主体意识。

这里不涉及知识的区分，而主要关注于人心的机能(faculty of mind)，也就是说，他在这里所讲的，不是知识形态的区分问题。然而，就其现实性而言，与成就什么相关的德性与涉及做什么的规范，在道德实践中无法相分。

这种进路常取以中释中的形式，其中包含比较明显的研究偏向。然而，如书名所示，《当代美德伦理——古代儒家的贡献》仍主要侧重于儒家思想的德性之维，对儒家伦理在总体上所体现的德性与规范的交融，似乎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。现在人们谈知道如何，往往侧重于将其与命题知识完全分离开，这似乎不足以完全把握知道如何的全部内容。但是，在提升主体的某种能力、推动行动或促使行动的发生与知识本身的内涵之间，仍需要作一区分。

规范伦理所关切的则是做什么，其理论指向更多地从具体行为的考察入手，并趋向于以普遍的规范来保证行为的道德性质。儒家仁和礼统一的观念结构具体到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，便从总的方面规定了德性和伦理之间的统一：如果说，注重仁内在地引向对德性的肯定，那么突出作为一般规范系统的礼，则使规范成为儒家伦理中无法忽略的方面。注释： ①黄勇：《当代美德伦理——古代儒家的贡献》，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。以道德哲学为视域，道德行为既离不开德性，也无法游离于规范，无论从历史的层面看，还是就现实的过程而言，德性和伦理之间本来是相互统一的。

如果对一个从未骑过车的人讲如何骑车，以上要领就可以用命题性的知识形式来表达。从《当代美德伦理》来看，厚厚一册，对儒家德性伦理的论述非常详尽。

从这里，也可以对行动的推动与知识形态之间的区分，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解。不管何时何地，总是择善而行。

就理论的层面而言，需要把知识的内涵和知识的作用区分开来。这里固然肯定了知与行的相关性，但其前提则是将知融入于行。在理解知和行关系时，既需警惕销行入知，也要防止以上这一类销知入行。从儒家哲学中的不同人物或流派来看，同样每每存在各自的侧重。从其内涵看，以上区分与前面所说的广义认识涉及的具体问题，即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这种实质分别，也缺乏对应性。另一方面，规范唯有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意识，才能实际地制约其行为，这种内在道德意识，同时构成了德性的一个具体方面。

就良知而言，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加以理解。对王阳明来说，对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的以上理解，可能过于乐观了。

西方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诸种问题，仅仅限于西方哲学自身的传统，往往难以走出理论的困局，从中国哲学出发、运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加以回应，则常常可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某种线索，由此获得新的理解。黄勇教授对动力之知的讨论，乃是围绕王阳明哲学中的良知而展开。

实用主义往往趋向于以行界定知。这里既涉及王阳明哲学的阐释，也关乎一般意义上对知识和行动关系的理解。

一方面，德性既关乎个体的情意，也涉及理性的内容，后者所体现的，往往是伦理规范的普遍要求。知道如何(knowing how)总是指向实际之行，就知和行的关系而言，如何理解知行合一，相应地构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。这里同时涉及道德行为的推动力问题。具体而言，上述进路首先表现为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沟通。

但总体而言，儒家作为一个整体，乃是基于仁和礼的统一，后者既在仁的层面上涉及内在精神和德性的完善，也以礼为背景而关乎广义上的社会规范系统。但另一方面，考察知行问题，同时需要注意知具有相对独立性，对这种相对独立性，不能不加以必要的肯定。

意味着什么所关注的，主要不是对象或自身的规定，而是对象和相关事物对人具有何种意义。原发信息：《天津社会科学》第20203期 内容提要：儒家作为一个整体，乃是基于仁和礼的统一，后者既在仁的层面上涉及内在精神和德性的完善，也以礼为背景而关乎广义上的社会规范系统，由此，儒学在伦理学上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伦理，也有别于康德的规范伦理，仅仅从德性伦理的角度考察儒学，似乎不足以把握儒学的全部内涵。

从宽泛意义上说，单纯的理性明觉、知善知恶，主要属于广义上对是什么的把握：知道什么是善，并对善恶作出区分。在谈到知的本来意义时，杜威便认为：知(knowing)就其本义而言也就是做(doing)③。

按照赖尔的表述，实际的知道如何做意味着知道如何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。从其作用来说，知识确实构成了提升相关主体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也可以成为推动行动的一个条件或有助于促使行动的发生。在这里，德性与规范更多地呈现相互统一的形态。具体到儒家哲学，如果追本溯源，则不难注意到，儒家核心的观念是仁与礼的统一。

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，是思想资源的贫乏化。从比较狭义上的区分看，朱熹由格物穷理走向道德行为的主张，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的进路：由格物穷理，进而知善知恶，由此引出为善去恶的具体道德行为。

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之间，还需要有择善拒恶这样一种内在定势，后者属广义上的欲求意向。德性伦理追问的问题主要是成就什么，其取向是通过成就人来担保完善的道德行为。

从以上前提出发，关于知识的划分，在逻辑上有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以理学而言，其中的程朱比较关注天理，后者既是规范的形上化，也表现为某种超验的原则，强化天理往往意味着突出普遍的规范。